世界江氏网-中国共产党走过的90年历程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由《加拿大中国侨报》董事长江仕铭先生率领的记者团于2011年6月10-29日赴中国大陆各省市进行采访活动，每到一处都得到当地党委、政府的热情接待。《加拿大中国侨报》前身为《加拿大亚太时报》，2005年9月10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加拿大时，时任外交部长李肇星亲切接见了江仕铭先生，李肇星部长建议江仕铭将《加拿大亚太时报》改名为《加拿大中国侨报》，并亲自为《加拿大中国侨报》题词。此次通过十多天的采访活动和参考、收集了有关资料，将中国共产党走过的90历程进行报道。

1921年7月，13名中国青年加上两名共产国际代表，在上海法租界的一座小楼里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除了租界的密探和巡捕，几乎无人注意到这次会议的召开。这颗共产主义的种子却从此在中国迎风而长，生根发芽，发展壮大。经过28年的血雨腥风，艰难困苦，前赴后继，矢志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奋斗的中国共产党人最终在1949年取得了中国革命的成功。

九十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历经战争年代、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同时也完成了一个革命党到一个执政党的转型。风雨如晦的外部世界，复杂多变的内部时局，不断给这个党带来新的课题与考验。从带领四万万同胞翻身解放，直到当今进一步推动一个十四亿人口大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大业，中国共产党克服种种困难，在蜿蜒曲折中稳步前进，其成功经验当可概括为四个金字：与时俱进。

世界上没有任何政党，可以固执死守一成不变的教条，以此应对纷繁变化的世界而屹立不倒。尽管求新求变总易引来争议与质疑，但无数的实践证明，改革创新是一个政党保持生命力与先进性的关键之匙。从解放思想推动改革开放，到如今大力推进党内民主，中共的改革和创新思路清晰可见。回顾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史，理想主义的旗帜一直引导者中国共产党人前进的脚步。顺应历史潮流，呼应时代和人民的心声，自我纠错、自我完善、自我突破，不仅事关执政党的兴衰，更关乎一个泱泱大国的长治久安。

为什么，这个当年只有50多名党员的小团体最终能够脱颖而出，成就旷世大业？“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里有多少偶然，又有多少历史的必然！

1921年7月1日，19岁的北京大学外语系学生刘仁静正在京浦线的火车上，赶往南京。此去他是要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同他一道前往的，有“少年中国学会”的负责人之一邓中夏，邓已经为这次年会做了大量筹备工作。

近60年后，刘仁静在回忆录中记述了这次旅行。他说，他是在开完了“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后，在7月上旬从南京又赶往上海，作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当年，“少年中国学会”的名气要比中国共产党大得多。这个青年社团早于中国共产党两年，于1919年7月1日成立。它的会员遍布国内及德、美、英、日和南洋等地，在南京、成都和巴黎设有分会，是“五四”时期人数最多、分布最广、时间最长、影响深远的一个组织。我们看一看它的成员，许多都是后来在中国政坛赫赫有名的人物：李大钊、毛泽东、恽代英、邓中夏、蔡和森、赵世炎、张闻天、许德珩、卢作孚、李劼人、周佛海、田汉、宗白华、朱自清……当中也包括后来在中国组建名噪一时的“中国青年党”的曾琦、李璜。

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即现在的兴业路76号，李汉俊的兄长李书城的住宅中召开。刘仁静是到上海参加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中年龄最小的一个。但他确实是由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推选出的代表。北京来的另一个代表，是张国焘，时年24岁。刘仁静回忆说，在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大家公认李大钊是领袖，然而大家习惯于尊重他的意见，“在组织活动中却并不事事都去打扰他”。

在选举参会代表那天，李大钊没到场；大家还提名过邓中夏和罗章龙，他们都以太忙而辞谢。总之，不光是刘仁静，其他人也“没有谁想到是去出席一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也没有谁想争当这个代表”。

参加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平均年龄还不到28岁。他们中有律师、杂志主编、教师、新闻记者和在校学生。这13人，包括他们所代表的全国56名中共党员，没有一个工人或是农民，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政党。这批热血青年们，大多还只是政治舞台上的边缘角色，尚不在当时的政治主流之中。他们热衷的是翻译国外经典，谈论各种主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还不存在从事组织社会力量推翻现政权的政治行动。

翻阅关于上世纪头二十年中国政治的材料，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活跃于政坛的各种政党与政治派别：从1912年民国成立后，全国竟在半年内就出现了上百个政党。这些政党，分化组合多变，骤生骤灭，有时一个人加入几个政党，甚至一个人担任几个政党的领袖。它们虽然数量众多，但就政治倾向而言，大体是清末革命派和立宪改良派的延续。同时政党这一合法斗争形式也被袁世凯等军阀势力所运用，建立了不少御用政党和团体，因而呈现政党林立的局面。当时影响力最大的，是由同盟会改组而来的国民党。

相比之下，数十名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员组成的一个小党，在1921年上海法租界的一座小楼里悄悄开会，几乎没有被人注意——除了租界中的密探与巡捕。连开会者本人也都不曾预料到，这些人，这个党，注定要在中国叱咤风云，翻天覆地，30年后在中国一统江山，将中国改变为红色。

1921年前后，在中国最激进最活跃的青年知识分子当中，也是社团组织林立。除了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有“实社”“进化社”“奋斗社”、有山东籍学生组织的“曙光社”、由郑振铎、瞿秋白等成立的“人道社”，在长沙有毛泽东组织的“新民学会”，在天津有周恩来等领导的“觉悟社”等等。

五四之前，西方的各种政治思想悉数在中国的知识界登场；五四之后，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最时兴最流行的西方思想，已是社会主义思潮。有人研究1920年出版的各种报刊杂志，发现所有找到的400多种之中，居然有一半多“带有不同的社会主义倾向”。五四运动后，陈独秀来到上海这个中国最大也是最繁华的商业都市，他把《新青年》杂志也带到了上海，开始在杂志上介绍社会主义思想。同他一样热心做这件事的，还有一批后来都成为中国著名政治家、却分属各个阵营的人物：李汉俊、戴季陶、邵力子、张东荪等。

当然，社会主义思潮也是内容庞杂，马克思主义只是其中的一支。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但限于通讯条件和各种封锁，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并未马上传入中国。在中国的知识精英中，最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潮是“无政府主义”。

当时对无政府主义的理解有别于今天。事实上，无政府主义原义并不代表混乱、虚无、或道德沦丧的状态，而是一种由自由的个体们自愿结合、互助、自治，反独裁主义的和谐社会。

这种“无政府主义”也被按照音译称为“安那其主义”，它的影响之大，不仅仅“少年中国学会”的创建者王光祈是坚定的安那其主义者，就连后来众多的共产党的先驱，李大钊、恽代英、李达……都曾信仰无政府主义，连毛泽东本人也曾是无政府主义的粉丝。有人研究，在中共一大时，全国的50多名党员中，至少22人信仰过无政府主义。

当年，正是对“安那其主义”的热烈信仰和美好憧憬，让王光祈和李大钊走到了一起，共同创建“少年中国学会”，然而在1918年的冬天，王光祈已经感觉到，李大钊正开始“向左转”，他已经渐渐将列宁领导的苏俄革命视为通向世界大同美好理想的光明大道。本来，按照少年中国学会当年的约定，他们聚在一起，“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俗”，是以不投入当下的政治活动为原则的。有一条对会员的规定就说，会员除了不得嫖娼赌博外，还不得“接近政党”，就是为了让大家沉下心来研究真实的学问。

但是对于李大钊这样的热血知识分子，他研究从西方舶来的学说，目的是在于解决中国的问题，怎么可能要求他置身于中国政治风潮之外？

李大钊，认识他的人，说他“诚实，谦和，”“有些儒雅，有些质朴，也有些凡俗”，但在他的文字中却洋溢着挥舞泼洒、几乎破纸而出的澎湃激情，那才是他的真实心灵。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是一批中国知识分子中最热血的理想主义者，他们走上共产主义之路是一种必然。

或许我们可以以中国共产党的另一位创始人陈独秀的心路变化为例。与李大钊不同的是，陈独秀的性格，是一种由内及外始终如一的炽烈。当1918年底“一战”结束，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十四点原则，向世人许诺一个战后的各国平等的新秩序，以自由、人权和公义取代暴力和权谋时，陈独秀和当时的中国知识界一样欣喜若狂，以为正义将战胜强权，他赞美威尔逊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但数月后巴黎和会的消息传来，中国人发现自己的利益被出卖，原来属于德国的青岛被转给了日本人，陈独秀转而痛斥威尔逊是说大话骗人的“威大炮”。

历史学家陈永发在谈到这一段历史时有过这样一段论述：“从深切的期望回到丑恶的现实外交，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像陈独秀一样，很容易便转身拥抱批评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社会主义理论。”

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们认为，当时的北洋政府是一个卖国的政府，应该推翻。“他们原来认为十月革命不过是以暴易暴，其中的血腥恐怖不足为法，”但现在他们又发生了以下疑问：“苏共如果不采取暴力手法，俄国的专制腐败政权会自动坍台吗？苏共如果不实行专政，新政府在内有资本家反对，外有协约国武装干涉的情形下，能够轻易站立起来，而且屹立不摇吗？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进一步重新估价他们对十月革命的认识了。”陈永发写道。

所谓“工读互助团”，是安那其主义者们的一次社会实验。1919年冬天，在王光祈的积极推动下，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上海等城市成立起“工读互助团”，大家共同生活在一起，基本废除私有财产，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半工半读。无政府主义者们把这个实验看得非常重，认为工读互助团发展到一定数量，可以向资本家施加压力，进而改造整个社会。

然而，这些理想主义者马上就遇到现实问题：他们赚不到钱。这些学生出身的青年们，靠洗衣服、开饭馆、放电影等连自己都养不活。仅一个多月，就开始运行艰难，最长的工读互助团，也顶多坚持一年，便烟消云散。

在今天看来，但凡有些生活常识的人就可以看出当年无政府主义者们的想法有多么天真，不切实际。但对于当年的这些理想主义者，由于开始寄托希望太高，打击就尤其深重。他们认为，并不是他们的理想主义出了问题，出问题的是这整个社会，而要改造整个社会，就要改造社会的经济组织和生产制度。这就要发动革命。

1920年3月23日，也就是在工读互助团的第一组解散的当夜，受到巨大冲击的李大钊给陈独秀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谈到，“我觉得工读团要想维持，还是采取纯粹的工读主义才是”。换而言之，工读互助运动不可能成为“新社会的胎儿”，对于改造旧社会，它的影响异常微弱、渺小。

我们从另一位工读互助团的成员施存统当年的文章中，也可以读到这样的心声：“从这一次的工读互助团的实验，我们可以得着二个很大的教训……(一)要改造社会，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枝枝叶叶地一部分的改造是不中用的。(二)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以前，不能试验新生活。不论工读互助团和新村。”……如果要免除这些试验新生活的障碍……惟有合全人类同起革命之一法”！

因此，陈永发这样总结道：在中国第一批共产主义青年们看来，“打倒这些(拥护旧的经济基础的)旧势力和恶势力，流血暴力势所难免，因此不应规避。原来，因为主张暴力革命和流血奋斗以及无产阶级专政，而遭受无政府主义或社会主义者排拒的马列主义，在这种逻辑推论中，便不再受反对了。”

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开“一大”时，只有56名党员，到了1925年“五卅运动”前后，就发展为有1万名党员的全国性大党。发展如此之快，既有内因，又有外因。

日本历史学家石川祯浩在其《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书中曾有这样的判断：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相互结合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为天时；五四运动后信仰共产主义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集结是为人和；而地利，则是来自苏俄的积极推动——这一推动由于陆地相接而成为可能。

在中共一大的出席者名单上，除了13名来自中国各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还有两位外国人：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来的代表尼科尔斯基。他们的在场决非偶然。

输出革命，这是列宁的一贯思想，他一直认为社会主义很难在一个国家内建成。1919年初，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列宁就联合欧洲各国左派革命党人，开始发起成立名为“共产国际”的世界共产党组织，意在扶持各国的革命。

这就是1920年俄共远东局派维经斯基来到中国的北京和上海会见李大钊和陈独秀的背景。俄国的共产党人参与到这批激进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活动中，乃至参与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早期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创办《劳动界》等一批重要宣传刊物，出版《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等书籍，成立了一个“革命局”——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雏形。

历史学者杨奎松在其《“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一书中披露：“按照列宁的建党理论，共产党理当是职业革命家组织，再加上组织初创，各种宣传组织工作很多，多数成员渐无固定薪金收入。因此，维经斯基从一开始就不得不向陈独秀等提供经费，帮助中共开展各项活动。不难想象，要是没有俄国共产党的支持和援助，仅靠中共早期参加者自己拿钱来大量发行刊物，印制革命书籍和宣传品，组织各种活动，如集会、结社，组织外国语学社及工人夜校等，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任务。

在早期的时候，中共的发展相当缓慢。“在开一大时，有56名党员；过了一年在开二大时，发展到195人；再到1923年三大召开前夕，发展到420人。这种组织发展速度相对于他们急切想要成就的革命目标，其力量相差不知多少。”杨奎松说。

而苏共对于这种状况也有着自己的考虑。1922年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劳动者代表大会期间，列宁率先考虑到用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办法，来促进其革命化。之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把这一设想具体化了。实际上，一开始陈独秀并不同意这个策略，曾写信给维经斯基激烈反对。然而在1923年5月，马林从莫斯科返回上海，带来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应立即扩大与中国国民党的合作。他提出要召开中共三大，三大的中心议题，即是国共合作问题。

再往后，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国共第一次合作：孙中山委任共产国际的鲍罗廷为其政治顾问，1924年1月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接纳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担任重要职务。可以说，这一场国共“联姻”，苏共是不可少的媒人。

孙中山为什么接受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他有自己的考虑。1922年6月，他刚刚经历了陈炯明的叛乱，那是他所遭受的一次最痛苦的失败。一方面，他的政治地位不稳固需要政治盟友，另一方面，他看到了国民党组织涣散的弊病。

当时他曾对自己的国民党同仁说过：“十三年来，民国绝无起色，党务并不进步，皆由尔等不肯奋斗之过。彼共产党成立未久，已有青年同志二百万人，可见彼等奋斗之成绩。尔等自不奋斗而妒他人之奋斗，殊属可耻。”杨奎松对此分析道：“孙中山看重共产党人，并把组织发展等重任交诸共产党人，本身就是试图利用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来推动国民党的组织发展。”

孙中山还看重共产党人朝气蓬勃的活力。在他看来，国民党人已经趋向消沉涣散，缺少生气，“加入新分子，如共产党者，组织党团，可引起旧党员之竞争心，则党可复活。”

国民党在改组前，其活动范围基本局限在狭小的上层社会，缺乏下层的群众工作。而中国共产党立志要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开展工农运动一直是主要任务之一。从中共成立以后，其所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开滦五矿工人大罢工、京汉铁路大罢工等已经震惊中外。林祥谦、施洋等一批中共党员为了劳工的利益献出了生命。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用自己的热情、理想和鲜血，赢得了水深火热中的劳苦大众的认同。

在国共实现第一次合作后，共产党在他们所擅长的开展工农运动上，更是搞得如火如荼。从1924年7月起，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共产党人彭湃、罗绮园、阮啸仙、谭植棠、毛泽东相继主持下，连续举办六届，为广东、广西、湖南、河南、山东、直隶、湖北、四川、陕西、江西等20个省、区培训700多名农运骨干，有力地促进了全国农民运动的开展。

而1925年的五卅运动，更是将大革命推向高潮。上海人民长期郁积的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仇恨，经过五卅惨案的触发，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北京、广州、南京、重庆、天津、青岛、汉口等几十个大、中城市和唐山、焦作、水口山等矿区，都举行成千上万人的集会、游行和罢工、罢课、罢市。五卅运动期间，各地约有1700万人直接参加运动。据统计，到1925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的工会已有160多个，拥有有组织的工人约54万人。在广东，已有20余县成立农民协会，会员达20多万人，并建立了全省农民协会。而共产党员的人数，也迅速发展到了1万多人。

当然，历史后来的发展我们都是熟知的：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突然对共产党人挥起屠刀，将中国共产党推到血海之中。但是，中国共产党并没有被消灭，反而开始了自己的武装斗争新阶段。而大革命中的那段发展，正是将中国共产党从一个知识分子组成的小党推向一个具有全国影响的政治大党不可少的过程。中国共产党不再仅仅是谈论信仰与理想，而是以俄为师，从苏共那里学到了政治斗争的艺术与策略。

历史是如此吊诡。回头再看中共与苏共的关系，某种程度上没有苏共的援助也就没有中共的后来。但是，正如杨奎松所说：“在中国革命最初的十几年里，共产党人所经历的种种挫折无疑都与太过依赖于莫斯科的做事方式有密切关联。”

“中国革命的成功，既有内因，也有外因。何以弱小的共产党就能够屡仆屡起，逐渐壮大？何以原本足够强大的国民党却会由盛而衰，进而一步步被削弱，乃至最终被中共所推翻？既有外部国际大环境以及苏联的作用，又有内部国民党自身的问题以及毛泽东的精明与决断。”

从将私营经济拒之门外，到张开怀抱接纳私企老板入党，中共跨出了划时代的一步。每次改革创新必然伴随着争议与质疑，但是，“与时俱进”的要求，不断推动中共党建工作迈出大胆而谨慎的步伐

在2002年11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除了江泽民、胡锦涛等大会的中心人物以外，一位之前名不见经传的浙江男子也成为了媒体的焦点。

他是邱继宝，浙江台州飞跃集团董事长。2002年11月10日晚，在中外记者闪烁的镁光灯之下，他创造了中共党史上的一项纪录——私营企业业主作为党代表，首次召开记者招待会。

邱继宝年届不惑。20世纪80年代初，藉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他用当鞋匠挣来的少许积蓄以及贷款300元，在家乡台州办起了一个家庭式作坊，制作电器仪表。几年后，这个作坊转产缝纫机。1988年秋天，邱继宝扛着自家生产的缝纫机到广交会上“赶集”，可是，作为一个没名没分的个体户，他被拒之门外了。情急之下，他决定翻墙进入会场，结果被警觉的保安人员发现，当场罚款50元，还被罚站了半个小时。

时间过去十多年，邱继宝已非同日而语。他的小作坊已经发展成为中国乃至全世界数一数二的缝纫机生产基地，据说身家上亿，产品大量出口，每年为中国创汇6000多万美元。

在改革开放的滔滔巨流之中，上述财富传奇无非是成千上万位农民企业家奋斗故事之典型案例，并不稀奇。然而，当这位曾经在广交会上遭到歧视和罚站的个体户，如今站在中国执政党代表大会的中心，其政治意义非同凡响。

当十一届三中全会唱响改革开放的序幕，在新旧思潮并驾齐驱之时，对于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党内的讨论此起彼伏。在改革开放初期，每每出现新事务，随即容易陷入姓“社”还是姓“资”的拷问。其中，关于改革开放所产生的非公有经济成份如何定位，几十年来便是议而未决。

终于，在中共十六大上，这个议题总算尘埃落定。在这次大会上，“三个代表”思想正式写入党章；作为“三个代表”的延伸，党章更是以委婉的措辞而明确的态度，规定私营企业业主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意味着，非公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正式得到了肯定。长期争论的问题，诸如“非公有经济是否正当合理？”“私营企业主属于什么阶层？”“私营企业的财产受什么保护”之类的问题，在党的文件中都有了答案。

在十六大的两千多名代表中，就有了包括邱继宝在内的9位民营企业家。而此前半年在中共广东省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出席的880名代表中，首次出现18名新阶层代表，也受到极大关注。

以邱继宝为代表的私营业主，不仅有了当选党代表的权利，甚至可以在党代会上面见记者，宣示话语权，这在中共81年历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其他企业家也都为我感到骄傲。当党代表不是我一个人的荣誉，而是千千万万私营企业家的荣誉。” 邱继宝激动地表示。而翻开那一年的报章杂志，关于企业家们“理直了，气顺了，劲足了”表态的报道，比比皆是。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最根本的问题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得消灭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里有这么一句话：“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1991年春节，正当改革开放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一场舆论风暴在中国的精英界中再掀起波澜。2月15日，上海《解放日报》在头版发表了一篇题为《做改革开放的领头羊》的评论，之后又发表了一系列歌唱改革的文章，文中说，“关键在于解放思想……有些同志总是习惯于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在市场调节背后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在改革深化、开放扩大的新形势下，我们要防止陷入某种‘新的思想僵化’。”

此言一出即招致保守人士的激烈批评，也引起了知识界的热烈讨论。这一系列文章，事后人们才知道是由上海市委研究室和《解放日报》评论部合作撰写而成；文章署名“皇甫平”，即是取“黄埔江评论”的谐音。而就在春节期间，中国的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刚刚来到上海，在这里发表了主旨为“解放思想，大胆改革”的突破性讲话，“皇甫平”系列文章便是秉承和延续了邓小平讲话的思路。

一年之后，同样是早春二月，邓小平到南方考察，南巡期间对争议中的话题作了定调：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姓“资”还是姓“社”，判断的标准在于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在当年举行的中共十四大，首次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市场经济”四字前冠以“社会主义”这一定语，就可以回答“姓资姓社”的诘问了。

然而，关于私有经济的争议仍未平息。1995年，党内出现第一份“万言书”，题为《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对非公经济的发展提出尖锐批评。“私有经济的比重超过了一定的度，就会对我国社会基础的性质产生严重的影响。”“我国重新出现的私有制经济，将成为新生资产阶级政治要求的经济后盾。”

改革在质疑之声中踯躅前行。1997年中共召开十五大，在所有制理论上有了新的探索和突破，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定位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意味着，过去被严格限定在“从属”“补充”地位的个体、私营等非公有经济，成为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此，非公经济有了更为宽松的发展环境。到了2000年，非公经济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中国内资民营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约为42.8%，加上外商和港澳台投资经济的比重则约占55%，超过了公有经济的比重。

而随着非公经济的发展壮大，中国社会逐步形成一个新的阶层，他们是“先富起来”的一群，力量日益壮大。而如何在新时代、新形势下定义这个阶层的性质，在理论上又找不到适合的说法，这又对执政者提出了新的课题。

新世纪刚刚到来，中共党内又在酝酿一次重大的理论创新。如之前许多改革的重大命题一般，变革的鼓点仍是从广东这个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擂响。

2000年的早春2月，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视察广东，首次提出了党的建设指导思想应坚持“三个代表”的基本原则。“总结我们党70多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这就是，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

作为“三个代表”思想的延伸，在一年多后建党80周年的“七一”讲话中，江泽民更是明确提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而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我们应该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江泽民说。

这一讲话，宣示在党员资格方面相应增加“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这样，在旧思维中被定义为“剥削阶级”的私营企业家，也可以以“先进分子”的身份，加入中共队伍当中。

然而，创新之途注定不会风平浪静，在思想交锋激烈碰撞的年代，一些质疑声音不绝于耳。早在江泽民发表“七一讲话”之前，左派势力的阵地——《中流》和《真理的追求》杂志相继刊登文章，重申并强调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警告共产党人“谨防资本主义复辟”，坚决反对资本家入党。

而在“七一”讲话之后，包括魏巍、林默涵、吴冷西的“一群共产党员”，以《七一讲话”是极其重大的政治错误事件》为题，上书中央，以“理论政变”“向资产阶级投降”等等强硬措辞，批评“三个代表”思想，矛头直指总书记。当月，这篇文章更是刊登在《中流》杂志上，引来一片哗然。

《真理的追求》和《中流》相继停刊，迄今再无声息。而当年其麾下的中流砥柱们，则纷纷转战毛泽东旗帜网和乌有之乡等，开辟网上舆论阵地。

如今，这场风波已经平息，对于争议之事也有了更为理性的思考。不过，提起当年的这一番论战，许多党内干部依然有“不堪回首”之感。在听到《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提及此事，当年卷入这场论战、被左派贴上“资本家代言人”标签的一位官员激烈地摆摆手，表示不愿多谈，“我最怕人家提这个事。我如果再就这个问题说三道四，一些人会说我的好话，但另外的一些人还会猛烈攻击我。”

“我们当时想说清楚，私营企业老板不是资本家，不是剥削阶级。他们怎么是资本家呢？当初下海之前，他们和你一样，是机关里的同事。你不去创业，就是先进分子；而他为了改革开放，去创业了，就成了资本家？那就是说，创业错了？”这位官员说，“他们和工人、农民一样，都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者。但是，当时阻力太大，我们最后落笔(起草有关文件)时只好改成‘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关于非公经济的东西，当时我们在理论上没彻底解决，我们想不出招来。这个问题至今并未得到彻底解决。”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研究党章的权威专家叶笃初亲身参与了十六大党章修改。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三个代表”写入党章之事酝酿了好几年。“我们学者开展了讨论，大家说应该以立法形式确定下来。当然，我们一开始没有公开提‘立法’二字，因为这么一提就会很敏感。”

叶笃初构思许久，在2000年5月撰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对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论述的理论思考和立法思考》。当时，为了避免过于“树大招风”，他没有将文章发表在中央级的刊物上，而是交给了老家那边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底下的杂志《江汉论坛》在7月发表。

“任何一次党内立法都是产生于历史所提出的社会需要与党的需要之中。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建设的新的实践，正呼唤着新的立法。所谓‘譬如积薪，后来居上’。只要是以经得起检验的事实和经验为根据，在民主和科学的基础上采取有效立法行动，就会有利于党的发展与进步。在这方面大可不必过于拘泥，我们的同志要增进共识，有所准备。”叶笃初在文中如此写道。

尽管文章只是发表在一个地方刊物上，但还是引起了强烈反响。很快，有关部门官员就找到了叶笃初，和他就文章提到的问题详加讨论。不久后，中组部将叶笃初调到专门成立的工作组，负责研究十六大修改党章事宜。

叶笃初透露，最初关于“三个代表”的提法，其实只有“两个代表”，即“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一内容，是后来补充完善加进去的。

修改党章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将“三个代表”思想论述写入党章。“党章的总则里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论述，如何将‘三个代表’的内容接上去而不显得突兀，当时确实动了很多脑筋。经过多番斟酌，后来采取的方式是很聪明的。”叶笃初笑着回忆说，“我们决定在总则一开始的地方，就开篇明义地对党的性质作进一步的阐释——旧的党章里只说‘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但在十六大改成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样一来，在一开始就把党的性质说清楚了，后面把‘三个代表’写进去，就顺理成章了。”

在十六大的党章修改中，还将党员发展对象里的“其他革命分子”修改为“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而私营企业主作为其中的一员，明确允许加入中国共产党。

江泽民总书记在十六大上作的报告中，还明确提出要“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进一步终结关于私有财产保护这一始终纠缠不清的争论。在私产问题上实现的突破，为此后修改宪法保护私产、乃至物权法的出台，都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

以十六大修改党章为标志，诸多媒体评论称，中共正式由“革命党”转型为“执政党”。事实上，纵观90年历史上十五次修改党章的经过，中共与时俱进、不断推进理论与制度创新的党建脉络清晰可见。

叶笃初指出，除了“文化大革命”中党的九大、十大两次非正常性修改之外，党章每改一次就有一次进步。这种进步，是党在长期实践摸索中从小到大、从尚欠成熟到更成熟的结果。

李君如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共在党建道路上的探索既是大胆，也是谨慎的，而其原则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般来说，自然科学可以搞实验，社会科学不搞试验。但中共在社会科学方面会搞试验，最大规模的案例就是邓小平的经济特区。”李君如说，“党建这一块，我们也搞了很多试验田，不断总结经验，最后成功的会写进党的文件里。你如果好好琢磨党的文件，上面不是领导人拍脑袋拍出来的话，都是有实践基础的。虽然每一句听起来像是套话，但背后已经经过了多少实践、试验，有多少困难已经解决掉了。为什么要这样表述，都是字斟句酌过的。”

有趣的是，对比越南、朝鲜等国家共产党的党章，中共的党章显得与众不同——规则特别细，而且总纲特别长，有7000字(条文细则只有一万字)。十二大的时候，党章总则有19段话，而现在共有27段；十二大之后加上了有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那段历史的评价，十六大则加上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关于江泽民时期的评述，十七大后则加上关于科学发展观的阐述……

一代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正面对着日新月异的大时代，那么，党章会不会随着一代代领导人的更替越写越长？对于《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这个“天真的疑问”，党章专家叶笃初笑称：“你们别着急，后人自有后人的办法，人是很聪明的，随着时代变迁，他们总会找到一个恰当的方式，用最简单易行的语言和方式进行阐述，而这是后人的事了。”

任何一个历久弥新的政党，都是一个懂得总结经验教训、善于自我纠错的政党。中共90年，也是一部不断自我完善的历史。在这90年中，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反思、自我的纠错甚至否定，而每一次的反思和纠错都带来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大发展：一是中共七大之前的延安整风，最终形成了《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另一个是十二大前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最终形成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每一次的纠正与突破，都体现了中共在反思过去的道路、结合现实需要而作出的自我调整，这一思路在对瞿秋白的评价问题上，表现得尤其突出。

瞿秋白，1927年八七会议后接替陈独秀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主持中央工作，成为继陈独秀之后，中国共产党第二任最高领导人。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解除了瞿秋白中央领导职务。1934年2月5日，瞿秋白到达瑞金，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委员、人民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等职。红军决定长征后，瞿秋白虽然几经要求随军长征，但还是被留在即将沦陷的瑞金。1935年2月24日，瞿秋白在向香港转移途中，在福建省长汀县被地方反动武装保安十四团的部队俘获，关入上杭监狱。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被国民党军杀害于福建长汀。当年目睹瞿秋白就义的悲壮场面的人这样描述说：他从容镇定地走出长汀的中山公园，边走边与同行者谈话。“信步至亭前，已见小菜四碟，美酒一瓮，彼独坐其上，自酌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高唱国际歌，酒毕徐步刑场。”他指着一处草坪，微笑着说：“此地很好！”然后盘膝而坐……

大义凛然的壮举，瞿秋白理应雕刻在历史的英雄碑上。但是，历史的诡秘却让他很长时间背着“叛徒”的罪名。何以如此？是因为他在就义前夕写下的《多余的话》。

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把曾经拥有过的浪漫、热情、执着、苦闷、困惑、坚定等等，都以本来的面目留在两万多字的自白中。这一自白，后人读来所感受到的不是作者昂扬向上斗志，而是内心的痛苦、忧郁、厌倦。按照中共建党以来对党员纯而又纯的要求——在敌人面前，要么大义凛然地成为英雄，要么苟且偷生地成为叛徒，刑场上的瞿秋白与《多余的话》的瞿秋白，就难以重叠在一起。因而，当《多余的话》的部分内容于1935年由国民党“中统”主办的《社会新闻》首先发表，1937年《逸经》半月刊全文刊载之后，中共方面对此的态度是，不相信。抗战初期，有人曾问中共有关人士买不买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原稿，中共方面认为是伪造的，没有买。

因为不相信，在瞿秋白就义10年后，1945年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他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在纪念瞿秋白就义2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决定将他的遗体从福建长汀迁到北京。陆定一在瞿秋白遗骨迁葬仪式上代表党中央所作的报告中说：“瞿秋白同志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无限忠诚的战土。他献身革命直到最后一息。他的高贵品质和毕生功绩将活在人民的心里，永垂不朽！”

到了1960年代，伴随着“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政治形势，对《多余的话》也由心存疑虑而承认有其事实了。据陆定一回忆：60年代初有一天，李克农来找他，说《多余的话》的真迹落在一位民主人士的后人手中，已流出国外。他表示要卖，问陆买不买。陆仍认为是国民党伪造的，不买。可是不久，陆到人民大会堂开会时，“毛主席、周总理都在座，我向他们报告了这件事和我的看法。周总理说，我看过《多余的话》的原稿，确是秋白的笔迹。总理的话当然是可信的。”

稍后，历史学界发生了对于《李秀成自述》的争论，戚本禹的一篇“大文”断言，李秀成尽管在被捕后被杀，但他写下的自述仍是叛徒的供状。毛泽东以李秀成“晚节不忠，不足为训”的批语支持了戚本禹的观点。于是，有人就想到了瞿秋白《多余的话》，认为其与李秀成一样，“晚节不忠”。瞿秋白就逐渐不被人提起了。而到了是非颠倒的“文化大革命”，《多余的话》就被污蔑为瞿秋白“叛徒”的铁证了。瞿秋白的墓也被疯狂的红卫兵砸毁。

“文革”结束后，在拨乱反正的历史进程中，人们没有忘记瞿秋白。1979年，《历史研究》刊出学者陈铁健的《重评〈多余的话〉》一文，是第一次对瞿秋白从学术上进行公开公正评价的文章。

同时，陆定一对前来看望他的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说，你赶快给党中央写信，请求给你父亲平反。瞿独伊立即给中央写信，要求为瞿秋白平反。中纪委调集五人，成立瞿秋白复查组，对外称八组。

这年4月，瞿氏胞妹、已79岁的瞿轶群从居住地杭州写信给任中纪委第一书记的陈云，再次要求为瞿秋白恢复名誉，并要求修复“文革”中被砸的瞿母金太夫人之墓。陈云于1979年5月20日对此信批示：“耀邦同志：此信请你阅批。”5月22日，胡耀邦在此信上批示：“瞿秋白同志要在明年给他一个公正的评价，请现在就搞材料。此信中的要求合理解决。请陈野苹同志办”。中组部副部长陈野苹5月29日对该件批示：“请鹤寿同志阅后再转中纪委第八组。”

经过大量调查研究，“瞿秋白问题复查组”在1979年底起草了为瞿秋白平反的文件，准备提交给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1980年1月7日至25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中纪委第三书记胡耀邦主持会议。会议修改和充实了即将提交中共中央通过的包括《关于刘少奇、瞿秋白同志的复查平反报告》等一系列文件。但遗憾的是，十一届五中全会只通过了为刘少奇平反昭雪的文件，而对瞿秋白的平反文件未予通过。尽管如此，邓小平仍明确指出：“历史遗留的问题要继续解决。比如这次会议上提到的瞿秋白同志，讲他是叛徒就讲不过去，非改正不可。”

1980年6月17日，纪念瞿秋白就义45周年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举行，会议由中国作协副主席贺敬之主持，中国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副主席周扬在会上讲话，高度赞扬瞿的一生。第二天，中共中央组织部老干部局负责人、社科院研究生院负责人、中纪委八组负责人等，在八宝山瞿秋白被砸的墓碑残基前，敬献了中组部送的花圈和亲友献的鲜花。

四个月后的10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了转发中纪委《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就义情况的调查报告》的通知，明确宣布：“《多余的话》文中一没有出卖党和同志；二没有攻击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三没有吹捧国民党；四没有向敌人乞求不死的意图。”“它决不是叛变投降的自白书。”

1982年9月，中纪委在对中共十二大进行工作报告中说：“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经过对他的被捕前后的事实调查，证明瞿秋白同志在被捕后坚持不屈不挠的斗争，因而遭受敌人杀害。”重新肯定了他光辉的一生，推翻了以往《多余的话》是其“叛徒铁证”的不实之词。

这次“票推”，让郑开屏看到了现行干部选拔制度的“怪怪的一面”：组织上基本按照内定人选的条件宣布职位要求，在投票后又不公布得票数。后来有领导跟他讲，他得了197票，对方只得了37票。虽然得票数比对方多出5倍多，他却不得不接受这个令人失望的结局。

步云是遂宁市市中区较为偏远的一个乡，历史上以盛产食盐闻名。在张锦明1997年11月份上任中共市中区区委书记以后，它的命运开始与直选联系起来。

这个曾经做过两年知青的官员，对中国的改革思虑甚多。她在1998年12月写信给一位时政作家说：“我理解，经济体制改革实质是解决对物的处理和使用，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质是对人的管理和使用，这道关早晚得闯、得过。”

郑开屏深以为然。他说：“中国好多制度研究来研究去，我看第一还是要研究用人制度，如果不认真解决，毛病最多、危害最大的可能就是这个制度了。”

上任不久，张锦明就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情：由于经济问题，辖区内4个镇的主要领导先后落马，涉事最深的保石镇几乎全军覆没，书记与镇长被免职，包括镇人大主席在内的20多位工作人员均未能幸免。政府工作几乎陷入停滞。

李仲彬则是另外一种遭遇。他有一次在一个小饭馆请人吃饭，老板认出他来，鼓起勇气对他说了一个事：有些部门吃了饭不给钱，他们又不敢去要。老百姓背地里把政府部门叫“粮食局”。

平昌县则发生了乡镇政府因无力还债而被砸、乡镇干部被打的事件。每到年关，一些乡镇干部就不知所踪，留下一拨拨等钱过年的索债人。

民众对干部的不满，让因市场经济发展而变得疏离的干群关系更加疏离。如今从平昌县委书记任上退下的刘谦祥认为，1979年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村党政组织的管理支配权向市场和经济组织分化；1983年村委会的诞生和发展，使乡镇党政组织的管理支配权力向村民自治分化；上世纪末实行的财政体制改革、党务政务公开和税费改革，使乡镇党政组织的管理支配权力向法制化推进。“这些挑战都在呼唤拓展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

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周红云还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了另外一个思路：与东部充裕的发展经济的资源不同，西部发展经济的难度很大，官员要有所作为，在政治上寻求突破是一个理性的选择。

而从政策的空间看，1995年中共中央制定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该《条例》扩大了干部任用中的民主成分，规定选拔干部必须经过民主推荐，否则不能列为考察对象，这为“公推”提供了法律基础。

张锦明和她的班子决定对现有的干部选拔制度“动手”。为稳妥起见，他们决定先拿出部分科局的副职，进行公推公选。乡镇干部大面积落马的保石镇，也被纳入其中。

周红云说，中国官员产生机制的变革，主要在两个环节展开，一个是“推”，一个是“选”。“前者解决‘谁来提名’的问题，以前这个权力属于组织(事实上主要是少数领导)，现在向更大范围内的官员开放；后者解决‘谁来选举’的问题，以前是少数领导在选，现在也向更大范围内的官员开放。”

“公推公选”由于既迎合了民主诉求，又将风险控制在体制内，因而甚合高层之意，其推进的过程顺风顺水：2003年12月，江苏省用这种办法产生了沛县县长候选人和金坛市(县级市)市长候选人(都是唯一候选人，再提交人大通过)，此后，这一方式又在贵阳等地试验。今年，江苏省又用“公推票决”的方式，产生了三位地级市的市委书记。(就江苏来说，公选与票决的区别，在于前者参与投票的人数比后者多一些。前者的参与者是党委委员，后者是党委常委)

山东省乳山市徐家镇2010年直选出来的镇党委书记单浩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最近的10多年，他隔几年就要参加一回竞争上岗：“股长一次、副科一次、副主任一次、正科一次。”

此事对她激励甚大。在1998年8月份给那位时政作家的信中，她还掩饰不住自己的心花怒放：“我们公选镇长一事，省委组织部高度重视，(组织)部领导希望我们在干部制度改革方面走在前列，带一个好头，为全省创造经验。”

对“民心所向”颇为看重的张锦明决定再往前走一步。有人后来对张锦明在直选上“一骑绝尘”的动力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民心，二是上级的激励，三是自身的追求。“要做比职务更有生命力的事情。”张锦明说。

这与大多数改革者的气质一脉相承。平昌县委书记刘谦祥在平昌的公推直选，也因为铺开的面太大接到上级的规劝，他在电话里对对方激动地说：“这没什么。我刘谦祥不当这个书记也无所谓。”站在一旁的郑开屏看到他一副慷慨悲壮的样子。

张锦明选择乡长而不是乡党委书记进行直选，分析者认为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参照村级选举的经验，另一个是认为乡长的直选参与面更宽，因而是更为彻底的选举。

但她没有丢掉必要的谨慎。按照建制小、领导班子强的标准，一开始进入她视野的候选乡有三个：船山乡、马家乡和步云乡。但船山乡离遂宁市中心较近，稍有不慎就会走漏风声；马家乡离城35公里，与城市联系较少，但其位于黄(板石)大(安)公路中间，是市中区西眉镇、大安乡、三家镇、玉丰镇上上下下过往赶集的必经之地，保密工作难做。仔细推敲后，张锦明和她的班子决定将试点放在距离市区60公里的步云乡。这个距离遂宁市区最远的一个乡下辖10个村、一个居委会，全乡总人口16421人。

郑开屏在2001年在灵山做中国第一次乡党委书记直选时，也参照张锦明的做法秉承了这种谨慎。郑开屏说，当时选择灵山乡的原因有三个：一个是距离县城较远一些，影响面不大；第二是民风很好，较好控制；第三是时任乡党委书记池春林威信甚高，出现意外的可能性不大。

这是一场没有请示上级的选举。张锦明的逻辑很简单：如果请示，谁来拍板？谁敢担责？乳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耿仁书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他们在试验之前曾向上级汇报，但对方未置可否。

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周红云说，中国的改革，有时候会陷入一种“宏观鼓励，微观约束”的困境。“国家宏观的环境是没有问题的，但一牵涉到具体的部门，就说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首先是主管组织工作的县委副书记郑南贵，他是和郑开屏同时调到平昌的同事，“他当了副书记，我还是组织部长，我要说个事，他也不太好拒绝。”

他又找时任县委书记姚义贤。与郑开屏一样，姚是1978年考出去的大学生，思想很开放，对郑开屏也很欣赏。“我跟他说，我们是不是每一个区都拿一个乡镇搞试点？他第二天把我找去谈，说：老郑啊，我们还是搞，我们先搞一个乡你看行不行？我说行。如果我坚持一个区搞一个，他如果说都不搞了，那就一个乡都搞不成了。”

还有一关是上级主管机关——巴中市委组织部。当时的部长底瑜原是四川省级机关调任巴中的，思想也很解放。“还有一个因素，他觉得反复施压把我从老家南江调到近200公里外的平昌，搞得两地分居，很内疚。本来我不想调到平昌的，但当时全巴中市四个县的组织部长预备人选有三个是女的，他说到省委组织部‘交不了账’，又找不到人，看我在‘票选’中得票很多，就反复做我的工作。他在私下里说自己在调动这个事上很抱歉。我跟他汇报直选这个事，他也就很爽快地同意了。”

步云直选结果出来后的第19天，《法制日报》发表查庆九的文章《民主不允许超越法律》，指责步云直选违反了宪法规定。此文说，按照宪法第101条规定，乡镇长只能由同级人大代表大会间接选出，不能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5天后，四川省有关部门发文，批评步云直选。

2001年7月27日，全国乡镇换届。中共中央向全国转发了《全国人大关于做好乡镇换届选举工作的意见》(中发【2001】12号)，文件就乡镇长的选举特别指出：“依照宪法和地方组织法规定，乡长和副乡长、镇长和副镇长由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过去有的地方曾提出进行直选乡镇长试点的要求，个别地方出现了选民直接投票选举产生乡镇长的情况，这与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的有关规定不符。在这次乡级人大换届选举中，各地乡镇长的选举要严格依照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进行。”

这次叫停背后的逻辑，除法律上的冲突外，风险控制也被很多学者视为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在中国，村级的直选尚有很多不可控因素，乡级的直选不可预知的因素更多。”一位受访的政治学学者说：“这不符合中央有序推进的民主发展逻辑。”

观察中共几十年来推进党内民主的表现，可见稳妥、谨慎、逐步推进是其原则：中共八大强调“党的选举必须能够充分体现选举人的意志”；十三大首次引入差额选举机制；十五大提出“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十六大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十七大规定基层党组织书记、副书记，可以由党员大会选举产生。

相比乡长直选，乡党委书记直选更容易在民主和风险控制之间找到平衡。山东省乳山市组织部副部长耿仁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有一个倾向，就是为了民主而民主，为了创新而创新。“像浙江温岭。总共60万本地人中，有10万人是基督徒，党员却只有6万。如果简单地、盲目地推行公推直选，就可能影响基层党的政权。”

在这一想法的指导下，乳山的公推直选没有把选举权交给每一个党员，而交给了党代表。去年，在四川巴中召开的一次全国党内民主研讨会上，中央党校教授王桂秀向耿仁书提出一个问题，说你们这个从严格意义上不属于直选吧。耿仁书回答说：我们是先直选出党代表，再由党代表直选书记，是两个阶段的直选。

郑开屏说，他们当初选择乡党委班子直选，除了在步云直选中得到启示外，还有一种往前再推一步的想法。“我们在基层干，知道民主的最后堡垒在党，而不在行政官员。”

他说，当时有一个大的判断，认为改革和推进民主大的氛围日渐见好，直觉上觉得直选党委班子不会错到哪里去。“是在圈子内活动，并未冲击党管干部的构架。同时，我们设计了三票制、三轮选和全差额等，在技术上准备得也很充分。”虽然步云直选遭批，但张锦明的仕途并没有受到影响。直选后不久，她不降反升，被提拔为遂宁市副市长。

但郑开屏也不敢大张旗鼓地干。“算起来还是偷偷摸摸的，手里捏着一把汗，只想搞成，也没想把这个事做大。”基于这种考虑，这个曾经的宣传部长没有通知任何媒体到现场采访。

党员投票的积极性让郑开屏印象深刻。“我和分管书记到现场去看。七十几岁的党员天不亮就往乡上走。戴火车头帽子的、吃旱烟的都在这投票。当时还没有秘密投票室，有的人就在衣服里填，还有的躲到厕所里填。到午饭时间，他们也不知道饿。”

这场静悄悄进行的选举没有引来太多的关注。直到两年后平昌县将公推直选扩大到全县三分之一的乡镇。“新华社记者过来采访，最后把这个事弄到《动态清样》上去了。省委组织部的一位处长说，平昌这件事，曾庆红、贺国强都有批示，曾庆红的签字是‘注意总结这方面的经验’。”郑开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几个月后，曾庆红到四川考察工作，专门听了中国第一个直选乡党委书记池春林的汇报。“汇报之前，上级发传真要求池春林要着正装，稿子要熟悉到能够背诵的程度。”

此时，十六大已经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在这一精神的感召下，各地都在探索推进党内民主的路径，其中最主要的路径有两个：一个是公推直选，另一个是党代会常任制。

但党代会常任制遇到了推广的难题。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党代表向人大、政协实行任期制后，也要在全会上提出提案，但这些提案由谁来处理？“如果由党委会办公厅处理，就不太合适，因为党委会是党代表选出来的，那为什么我的东西要你来处理呢？所以，提案应该由党代会的一个办公会来处理。现在人大政协内都有机构，可党代会没有。这个东西讲起来都对，但做起来比较难。每年像人大政协那样开会，也很麻烦。组织一个会要花很大精力，领导人也没有足够精力，所以推广起来比较难。”

山东省乳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耿仁书则认为，党代会常任制可以在县一级来做，到了乡镇就没有必要。“因为县一层涉及到一些大的事情，而乡镇党代会、人代会、政协会很多是交叉的，甚至是重复的，党代会常任制的必要性不大，只需要党代表任期制就可以了。有事时把党代表召集来，一上午的会就结束了。”

李君如表示，就党内民主的发展情况来说，公推直选目前推进的速度比较快，但也有问题。主要是中国先把选举制度引进了，解决了合法性的问题，相应的制度配套和文化氛围却与之不兼容。“选举是怎么来的？选举得拉选票。但我们现在不准拉票，中纪委还特地派人到地方去监督。”“还有，中国的推荐制度讲德才兼备。但选举是选不出这样的人的，它选不出最好的人，也选不出最坏的人，而是容易选出中庸的人。”

2004年3月，胡锦涛在新华社有关江苏黄墩公推直选的内部材料上批示：“书记直接选出来，副书记怎么办？委员怎么办？”当年，由于黄墩镇只是原党委书记调离岗位，而不是换届，因而公推直选只涉及书记一个人，而不是整个班子。

“黄墩试点”后，公推直选迅速在江苏省内扩大试点。泗洪县、溧阳市、仪征市先后进入试点范围。2005年年底，江苏省主要领导在仪征与部分公推直选的乡镇党委书记座谈，提及要在即将到来的2006年换届选举中，在全省800多个乡镇推广公推直选。

平昌县也接到了类似的通知。该县三分之一的乡镇党委书记公推直选之后，有一天，郑开屏接到了在四川省委组织部工作的校友打来的电话，对方劝告说直选这个事不要搞大了，“搞大了就有些为难省上、为难中央了。”

遵照中央的指示，江苏省随后选择了73个乡镇扩大试点，并探索公推直选的不同形式，包括党员大会直接选举党委班子、党代表大会选举党委书记，以及党员大会直接选举委员、再由委员选举副书记、书记等。

半年后的十七大，党章相关内容做出修改。党章修正案第三十条将关于党的“基层委员会、总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会选出的书记、副书记，应报上级党组织批准”的规定，修改为“基层委员会、总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会的书记、副书记选举产生后，应报上级党组织批准”。也就是说，基层党组织书记、副书记，可以由基层委员会、总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会选举产生，也可以由党员大会选举产生。

他在2008年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说：“改革和完善基层党组织选举制度，选择一些条件具备的乡镇、机关、企业、学校、科研院所等单位的基层党组织进行‘公推直选’试点，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直接选举范围。”

李君如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党内民主的推进奉行“多做少说”的低调原则，“实际上推进相当快，也许外界并不完全知情。”他说，“就像党内很多事情一样，要经过反复试验、实践，才会大幅度地推广。”